光緒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/公元1889年4月28日《申報》：

富強之術，儒者所弗道，治國家而務財用者，非獨為王道所必斥，且目之為小人之尤，抑知理財固自有道歟。

泰西立法，首重商務，其取之于民者，雖若瑣屑繁苛，而每歲量入為出，捐有余以補不足，民固不以為病也。即如英國財賦之用，多出于關稅、地租，每歲均有上、下議院權衡出入，斟酌損益，納于國家，視國家緩急為輕重，無有定額；若遇戰事，則貸國債。而中國賦稅亦驟增，一百數十年前所征不過金錢800余萬鎊而已，自一用兵，于米利堅再決戰于法蘭西，曾增至2800萬；逮至1803年至1816年，竟增至7683萬。當是時度支猶未足用，仍借國債于民間。至1848年，積共79000萬，是歲之息，凡出2814萬。越三年，又溢至2848萬，亦可謂巨矣。

然國家初不以為病也。計每歲國用，有時出浮于入，若歲入有余，則以償國債之存本而輕其息，其國中所有關稅、進口，則茶葉、糖、加非、酒煙等物；出口則皮革、煤等物。地租則取之于民間也甚薄，上之所征，于下者雖條款煩多，其大要有八，請言其事：

一曰關稅，則取之于商人貨物所出入者也。二曰地租，則農家穗植田畝，以維正之供上輸國家者也。三曰印票印，國家財貨出入及民間借貸、交易，悉以官印為憑，無憑印，即謂之私，官不與之伸理，且議罰有法。四曰戶產錢，每戶屋中所有，玻璃窗片，則必計其多少，家中所蓄狗馬等物，亦必核計而歲征其餉。五曰田房產丁戶租稅。六曰信局錢，凡民間書札往來悉由官遞，歸于驛務司而取其值。七曰林木、官地租稅。八曰火輪車雜稅款項，凡一歲所入若干，則所出亦若干，出入之數巨細，遺刊登日報著之，令涓滴歸公，經收者毋得稍有染指，故國有大事雖多取之于民而民不怨。

中國重農而輕商，以田賦為本，而以關稅為末。伊古至今，其弊紛繁，不勝枚舉。侵漁耗蝕，積習相沿，其歸于國家者，不過十之若干耳，故其利上不在國，下不在民，咸中飽于官吏胥役之手。一旦欲擴而清之，豈易事哉？

然理財之道不可不先為講求。

一曰設官銀號。

先由各省藩庫撥存款項而仍令富商承充入股。今如江蘇、山東各錢肆，多用錢票錢籌，民間以其取攜甚便，咸喜行使，流轉殊捷。然恐其一有折閱，立致閉歇，則貧民受虧無窮。至官銀號則無慮此也。山西票號，多坐擁厚貲，常代匯劃，雖數千里之遙，不少爽約，而藉此以獲費用，便利無比。今既有官錢號之設，則此可以自辦，各直省解餉進京者，只須數行書札照會之足矣。

此外，仿照泰西之例制造鈔票，一律通行，溢息必饒。倘國家有緩急之需，亦可向其借貸，按例給息，如期交付，以示之信。如是，權自我操，利不外溢，民足而國亦富，公私兩便，上下咸宜矣。

一曰立驛務司。

今天下設有驛站，建立房舍者，上有驛丞，下有驛卒，以專司厥事，馳送文書，則有驛馬為之投遞，雖經風雨而無阻。法固至善，顧法積久而弊生，媮惰【偷安怠惰?】遲誤，開折遺失，在所不免，又惟用之官場而不能行之于民間。泰西驛政之設，視為重務，凡在國中，無論路之遠近，信貲只取20錢而已，朝發夕至，不爽晷刻【不差時間，準時送達】。出至境外，雖數萬里之遠，亦不過百余青蚨而已，無多取也。價廉而事便，無逾于此。設中國仿而行之，其獲利豈淺鮮哉？

今聞當軸者擬于各省沿海通商口岸，由海關洋人先行試辦，或慮驛務一設，則中國所有大小各信局必皆失業之嗟，必至無數窮民無所得食，不知水陸經由之處登記也，整齊也，分致也，仍須由若輩為之料理，不過驛務總其成，而若輩為之供奔走而已，又何失業之有。

一曰行憑印紙。

按照中國向例，凡民間開設當鋪、行棧，必稟官請帖，亦有所費以納于公，田畝房屋，買賣出入，必得由官蓋印，謂之紅契，否則以私論，交易者不敢相授受也。泰西之例沒有復小異而大同，惟民間借貸銀錢，必先納貲于官，而鏨印于券契，或千或萬，視其多寡而抽取焉。行店貨物出入，亦粘貼印紙為憑。前英官創行此例于香港，一歲中所獲無算，蓋積少成多，固不可以尋常測算也。

余向旅日本，見雇傭仆婢，皆用印紙，格式有一定，纖毫之利，悉歸于官，民以取其所贏，固無所怨咨焉。中國誠能仿之而行，豈無小補哉？

以上三者，日本皆已仿效西法，毅然而為之，已成維新之治，民反稱便，始頒鈔幣之時，尚與現銀判贏縮久之而兩者相抵，各持其平，無他，誠信不欺，果決能斷，不惑于浮言，不淆于群議，不游移于饞說故也。此不過其小者、近者而已，若夫理財之道，自有大者、遠者在，吾將徐起而言之，當軸者，勿等諸豐干饒舌【指豐干多嘴多舌，說了不該說的話或管了不該管的事】則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