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緒十二年四月十六日/公元1886年5月19日《申報》：

昨閱福州西字報云船政局現奉命在局鑄錢，其所鑄之錢則統歸福建行用，此事本館則尚未見有明文，未知確否，但據西報所言，錄入報牘，以符新聞體例而已，然因此而不禁有感于中，有不能已于言者焉。

夫中國近來之錢，制有日趨于壞者，其故安在哉？大都由于私鑄，小錢日益加多，以致制錢反遭私毀。制錢愈少，私錢愈多，市面因此而大壞，有欲思挽救而不能者，或歸咎于官之不禁，然官府每當下車之始及常年例示，莫不嚴禁小錢，并札屬訪查禁絕。此等告示，不過視為具文；此等札子，亦不過藉為利藪。蓋市面私錢流毒既甚，一時何能禁絕？而聽其出示下札者，則由于縣丞、典史等請之于堂官，求其調劑一差，遂以錢禁之札予之。既求得札子到手，乃簽牌飭役查訪，觀其所為，一若風厲雷行，認真整頓。自此一禁之后，小錢即可絕跡于市也者。而抑知城鄉市鎮，查訪一周，各店鋪糾資行賕【賄賂】，腰蠹既盈，即繳札稟復，彌縫過去。前此之威勢，不轉瞬而消歸烏有。而起視市面各店鋪，則小錢、砂殼依舊充斥，故本館嘗著為論說，謂欲禁小錢而但嚴私鑄之防無益也，必使官鑄之錢一無輕重，市面行使無非制錢，而后私鑄者無可獲利，不禁自絕，且必令銅價不昴，庶幾制錢無人銷毀，此蓋正本清源之至計也。

嘗見順治、康熙制錢有所調廿字錢者，其錢之背鑄有省份字樣，其文曰：同福臨東江、宣原蘇薊昌、南河寧廣浙、臺桂陜云漳，是蓋國初時各省所鑄之樣錢。中國各省，本有鑄錢之局，如蘇州則曰寶蘇局，浙江則曰寶浙局，即廿字錢中蘇字、浙字是也。中國只十八行省，而其錢背之字，則有二十。是蒙前明之舊，如“同”字為大同，“宣”字為宣府之類。

各省既設局鼓鑄，凡其所鑄皆獻樣于京師，勿使有一毫輕重于其間，以故，各省之錢無不足用，而私鑄之弊，不若目前之多，此非禁令之昔嚴而今寬也。誠以官錢有一定之制，無論數十百千，皆系一律易銀、購物，到處通行，偶有一二薄片小錢，即顯然共見為異而剔除，惟恐不凈。如是，則茍非制錢斷不可以行使。彼私鑄者，徒犯不測之禍，別無可生之財，又孰從而為之？

乃各省所鑄之錢，除樣錢外，不免有輕薄之錢攙雜于制錢之中，于是私鑄之人見而生心變本焉，而益加厲，遂致私鑄愈多，制錢愈少，市面愈壞，貿易愈難。其在大進大出者，吃虧尚少，若系小本經營，則未有不有冤莫訴者焉。

大凡國初時照樣錢之斛兩計算，則錢一千文權之，可得七斛有奇，厥后雍正之錢，雖流傳不多，然其斛兩，則較國初時為尤重。乾隆之錢，有所謂“金頓子”者，其肉好較順、康、雍三朝為略小，而權其輕重，則有過之無不及，蓋彼時之銅價尚廉故也。

自銅價昂貴，銅一斤約值錢三百余，一千之錢，其銅價值錢二千以外，則茍不毀制錢，又何利乎？夫銷毀制錢，律有明條，私鑄小錢，罪至徒流以上，定例不可謂不嚴矣。而起視天下制錢，日見其少，私錢日見其多，茍非有人潛為銷毀，私自鼓鑄，何至若是？

前者道出武林以洋易錢，問其價，則有數等：大錢每洋不過易錢1060，次錢則每洋可易1200有奇，再次則每洋可易錢1600有奇。取視1600余之錢，則純系私錢，每百中僅，制錢僅一二十文而已。想此等風氣，斷不止杭垣一處為然，市風之壞，伊于胡底？若欲力為挽救計，非各省開爐鼓鑄，俾制錢涌于市上。，是私鑄方可絕跡，而官府往往因銅價昂貴，易致折耗為慮，卒無人焉議及此舉？今則銅價或可稍廉于昔矣，云南銅礦解京之銅不能滿額者已歷年，聽今以招商集股，改用機器開采，而銅之取用，竟無禁而不竭，刻下，京銅早已滿額，而此外分運各省者，必將日見其多。今年，陳喆夫參贊又在日本購銅解送至京，竊意銅價必不至如前此之昂，若乘此時而開爐鼓鑄，多鑄官錢，則私鑄必難行用，此實圜法之大轉機也。

今福建船政局忽有此鑄錢之消息，特其端倪之露者耳，其確否尚未可知。鄙意則謂，但愿此信確鑿，則錢法必有生色。且不但望福建一信之確，并望推而廣之，各省莫不鼓鑄，庶幾官錢足用，而私鑄行將絕跡矣。不異為此大聲之呼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