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緒四年三月十七日/公元1878年4月19日《申報》：

銅斤空乏，雖見于云南，錢法疲敝，實始于日下。余于道光年間，適在京師，嘗聞當時之謠曰：倉虛、庫無、制錢缺。余詢其說，人告予曰：南漕年短，通倉日空，故曰“倉虛”；庫案既空，庫項已少，故曰“庫無”；至制錢之缺，則更難言矣。予曰：何妨亦竟其言【何妨把話說完】。曰：

吾嘗聞諸故老，言順治年間艸昧甫啟【比喻民智甫開】，滇黔各處又屬吳逆【指吳三桂】藩封，銅斤之解京師者寥寥。及至康熙時，吳逆既平，銅礦亦旺，銅斤之解京師及各省者源源不絕，是以康熙制錢鼓鑄最多，武英殿所鑄銅字、銅亦屬不少。及雍正時，銅斤又不敷用，故將銅字毀供鑄錢之用，大約實因改土歸流【就是廢除西南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制度，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進行統治，實行和內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】，各處用兵，銅礦停開，運道梗塞耳。

乾、嘉以后至道光初年間，云南五金各礦盡開，礦稅極繁，藩司入款亦多，故將銅礦、錢局讓臬司管理，以為津貼。然東南各省銅斤常少，故令海舶每年二次赴日本采買銅斤，及至于今，滇銅雖仍年年解京，而民間銅制之器皿，每斤值錢400-500文不等，即銅每斤亦可值錢300余文，故有奏請禁用銅器者，又有奏請收買各銅者。

現寶泉、寶源二局，聞其每鑄制錢1000，領銅6斤，其余尚有工值、炭火、煤鉛、鐵砂等物，大約合錢總在2000以外。二局意圖節省，每卯鑄錢，僅供進呈錢樣與大內應用之錢外，余應繳錢法堂之錢，俱系買市肆舊錢，以足其數。

此事大約亦不止京師二局而已，況外省錢店又將順、康、雍、乾四朝極重之錢選出銷毀，改制器皿，故制錢愈缺，此猶道光時事也。至咸、同以后，更不必言矣。

其說得聞已久，此錢法之所以日壞也。至于滇銅之弊，官廠官店均不可設。蓋余聞諸故老，昔年有官自設廠募民開礦采銅者，凡屬廠中日用諸物，皆系官之私人設肆賣與廠中工役，于是百物昂貴，工役辛苦所得，尚不敷其剝削，大則滋事，小則逃亡，此官廠之弊也。官店之弊誠如此君信中所言者。

吾則以為，二弊不除，滇省銅斤終不能旺，即如此書所言，無本礦民領本開采，每銅150斤，僅得銀4兩5錢，是銅一斤止約銀3分而已。有本礦民雖每150斤給銀5兩，較可多得5錢，然運省腳費及守候發銀，恐尚不止折耗5錢也，故礦民皆困，托言銅老山空，盡行逃脫耳。由此觀之，滇銅每斤僅銀3分，落于有銅之地，令守令動用正款，就礦采買，解赴省城及瀘州二處，大約有銀5錢，亦敷用費。俾礦民均沾實惠而礦斷無不開矣。特不可硬派民夫，以至騷擾耳。

再由瀘運至漢口，交招商局輪船運津，由津運京，每銅100斤用銀5兩足矣，而京師何至缺銅哉？銅斤既賤，每斤僅值錢數十文，則經理鼓鑄者，亦斷不愿停鑄新錢，再買舊錢矣。此制錢必能日多一日也。

夫日本一國，僅有中華五分之一，其所出銅斤，除鑄寬永錢運用中國外，尚有余銅可供中國采買。中國地加四倍，何以反不如哉？其故亦可思矣。果能變通辦理，則銅斤何至不敷，錢法何至不復？是在內外操此權者，設良法以整頓也。